山西鼓励中小企业撤出煤、焦、铁等“老行当”

市场经济的普遍特征本身就包含了商品自由流通和生产要素自由流通。

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市场作用力的基础上顺势而为，既可放大市场作用，又可抑制市场失灵的问题。4.线上线下的市场统一 一方面，线上市场已成为我国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助力市场体系更加统一。

必须明确统一不是集中，更不是计划经济和行政垄断，恰恰相反，统一是要打破各种管制和市场分割。另一方面，营商环境建设逐步深入，税务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凸显。3.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统一 一方面，随着不同性质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逐渐公平有序，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准入差异浮出水面第一，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报告认为，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就是要打造生活服务新基建： 一是聚焦关键生活服务场景推进新基建。

运用数字技术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深度开发各类便民应用，加快发展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社保、数字就业、数字住房等，推进信息惠民。通过大数据手段，洞察民生需求，深化在社保就业、健康医疗、交通管理和旅游服务等领域的大数据应用能级，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水平，促进形成公平普惠、便捷高效的城乡服务体系。一是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不匹配。

教科文卫体的微观基础仍是附属于行政机关的事业单位体制，在发挥职工积极性、释放创造性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被迫追求岗位责任零风险的倾向，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的创造性行为全面收缩，而极端化要求、机械化执行会增多，导致社会发展缺乏活力。政策分解谬误是指不该分解的系统性任务被分解了，有的分解到各部门、各地方，有的分解到各个时间段。要改变工程化思维，不能以为顶层设计越细越好、指标越多越好。

构建政策协同的生成机制 政策协同的生成机制包括如下几类： 一是条块关系的政策协同。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源是多元政策的体制基础不健全，具体表现为三个不匹配。

如果上级机关过度追求指标化，就会产生各种类似于过去的计划指标，目标很多，政策也很多，每个指标都要考核，可能不由自主地导致指令性越来越多，成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土壤。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来看，经济转型在前，社会转型在后。从深层次来看，这一现象与工程化思维倾向直接相关。社会耦合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精准耦合，而是一种模糊耦合，应允许存在模糊地带，否则会适得其反。

党中央文件一直强调给予地方更大自主权和治理权，但有些部门文件有意无意削弱了地方的自主权，甚至包括部分一票否决条款。照理说，我国具备部门之间开展协调的政治优势和体制基础，如果都有大局意识，条条之间的协调应该是非常顺畅的，但实际效果往往并不理想。新发展阶段追求的许多目标，如更高效率、更加公平、更加美丽，能否顺利实现，依赖于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匹配性。在大的国家战略、大政方针上，地方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转化落实，而不是机械地、教条式地照搬中央政策。

但如果把社会目标、社会政策、社会问题的解决当成工程去实施，进行指标化分解，不仅难以带来确定性，反而会增加不确定性。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地方是一级治理主体，应赋予其辖区治理更大的自主决策权。

条条之间有一个重要关系，就是事和钱的关系。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框架已经构建，但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社会体制还需要突破性改革。

绿色转型如何避免运动式推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治理问题。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不能只有GDP的增长，还需要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因此，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衍生出多元目标和多元政策。曾出现的地方国企债券违约，与此不无关系。避免政策的合成谬误分解谬误和工程化的思维倾向 在多元目标下，政策刚性化考核容易导致行为的极端化、短期化、指标化。目前遇到的很多问题仍是计划社会体制导致的，而非计划经济的问题。

社会转型没有跟上经济转型的步伐，对市场的深化产生了严重阻碍。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问题还难以通过政策方式得以解决，等等。

有人调侃是上面千把刀，底下一颗头。这三个转型的不匹配导致了多元目标、多元政策的体制基础不牢。

计划社会体制遗留下来的事业单位体制基本框架没有改变。但这样一来，会导致政企不分，政府和市场没有分工，反而会出现更大的风险。

我国近年来着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但部分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方式的转型并不匹配。于是，地方只能想方设法筹资，甚至违规融资举债，导致隐性债务的形成。因此，在宏观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需要为政策留有更多余地和弹性，政策考核方向是引导而不应过分追求指标化。如果地方政府受财力约束而难以执行到位，可能会被问责。

本以为可以更好地明确责任、变压力为动力，但过多过细的任务分解实际上反而可能会造成整体无序和相互掣肘。政策出台时要少一点想当然，多一点不确定性思维，积极做好风险评估工作，将政策及其执行可能出现的偏差或引致的风险降至最小。

在政策多元且刚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又不能变相融资，自主空间日渐收窄，难以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在严格的问责机制下，一些地方政府做任何事情，都习惯于找文件依据、等上级指示或通知，担心被认定为搞变通打折扣或乱作为。

因此，各个部门出台政策应该要有事前评估，要算未来财政支出账，和未来的财政能力相匹配，形成一盘棋并纳入中期财政规划统筹考虑。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来看，政府转型实质上是国家治理的转型，这恰恰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所追求的目标。

过去追求高速增长，现在追求高质量发展。问题不在于目标多元，而在于对多元目标没有明确作出分层分类、轻重缓急的排序，往往都是齐头并进地推进。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实际上很多非财政部门出台的政策都要求地方政府加大支出，形成了财政的未来潜在支出。（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阅读链接 何谓政策合成谬误分解谬误 政策合成谬误是指从各部门来看，每项政策都是对的，都有一定道理，但合起来看，当齐头并进地实施时，可能就错了

又如，鼓励支持知识产权交易，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措施。同时，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增强，我国的科技成果越来越多，但是，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却较低，主要原因是科技成果交易市场不完善，科研成果转化的中介组织不足，科技成果的供需双方存在信息失灵，导致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意见》发布以来，持续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当前我国的区域、行业、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经济差距，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就是由于区域分割、行业壁垒、城乡鸿沟、行政藩篱造成的。

最后，生产要素市场是影响我国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要素市场发展尚不够完善、不够成熟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与缺乏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有关。